“除了工资，一切都在涨！”澳洲物价持续飙升，澳人生活陷入贫困（组图）

《卫报》报道称，随着澳洲物价持续上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贫困境地。

41岁的注册护士Julie-Marie Hay是个单亲妈妈，她也是自己3个孩子的主要看护人。Hay在珀斯做着一份全职工作，两周的实得薪水只有不到2000澳元。

此外，她还能从家庭税收优惠和福利署的护理者津贴中获得少量补贴，有时还能获得儿童支持补贴，但这不足以让这家人维持生活。

“我没有任何债务，没有任何贷款，即使这样我也难以生存，如果有贷款，我会死掉的。”

Hay并非唯一有这种担忧的澳人。随着联邦大选的临近，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正在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莫里森此前表示，政府“很了解”家庭预算面临的压力，“生活成本所带来的压力是真实存在的，澳洲政府了解这一点。”

莫里森（图片来源：《卫报》）

联邦政府目前对生活成本大涨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建议减税，但反对党表示，这是原始收入的问题。

联邦工党党魁Anthony Albanese表示：“家庭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所有东西都在涨价，除了工资。”

周二，澳洲工会理事会会长Michele O’Neil在澳洲研究院发表讲话时表示，2021年，由于物价上涨超过了企业谈判中商定的小幅涨薪，年收入处于平均水平6.8万澳元的工人们，工资实际上减少了832澳元。

根据澳洲统计局，去年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了3.5%，而工资只涨了2.3%。

Hay表示，她的3个孩子（7岁、11岁和16岁）都有注意力不集中症（ADHD），其中一个还有自闭症。

他们需要经常去看儿科（每6个月600澳元左右）、买药（每个月220澳元左右），中间还要去看全科医生补充处方。

他们在吃什么和不吃什么上没有灵活性，所以每周去采购食品杂货时，做预算的机会很有限。

Julie-Marie Hay（图片来源：《卫报》）

她限制自己的食物，“以便我不会产生额外的花费”。她自学汽车维护，以便能省下日常维护的钱。她不得不取出退休金，以便能去看牙医。她从同事那里借钱购买圣诞礼物。

尽管她自己也患有ADHD，但她无法去治疗，“因为我负担不起。”

她每天开着一辆Mazda 3去上班，这辆车以前加满油要60澳元，现在需要80-90澳元。

然后还有房租，珀斯的房租已经“飙升”。去年4月，Hay的周租金上涨了60澳元，她害怕下个月还会再涨。

“我没有任何储蓄，所以如果他们对我说‘你出局了’，那我就被困住了。”她说道。

（图片来源：网络）

她担心即使他们行业相对较高的涨薪也不太可能给她的日常生活带来变化。

“我们要求下次涨薪4%，即使这样我也很担心，因为我认为这不足以满足我的生存需求。如果他们提高我的租金，那么加薪就什么都解决不了。”

“这个国家的工资体系已经崩溃了。”联合工人工会全国秘书长Tim Kennedy表示，“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人为的。”

他表示，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澳洲本已存在的不平等。

“除非澳洲工人有能力获得公平的工资份额，否则更多人将陷入不必要的贫困。”他表示。

不只是工资没有跟上生活成本。如果连那些有全职收入的人都在苦苦挣扎，那么对于需要依赖政府支持补贴的人来说，情况就更困难了。

（图片来源：网络）

36岁的Desanka Ogrizovic依靠JobSeeker失业补贴来养活自己和12岁的女儿。她以前做过顾问，还在美容行业工作过，她一直在找工作，并试图创业，但都很难。

她比一些人幸运：自从她的祖母搬去养老院后，她和女儿就能住在祖母的公寓里，不用交房租。这给她减去了很大的一项负担——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并不是一个永久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她知道城市里没有失业救济金领取者能负担得起的房子。

“情况并不容易。”她表示，“我知道住在一起的已婚夫妇也在艰难度日，但我感觉单身父母更难。有时我两个星期只剩下了5澳元，我女儿知道我们做预算有多难，我不会试图用这些东西来轰炸她，但你知道，她能看到我的钱有多么少。”

按计划，JobSeeker于3月20日增加了13.20澳元，将基础金额增加到每两周629.50澳元。家庭和社会服务部长Anne Ruston，称这一常规的指数性变化是一次将“帮助人们跟上生活成本变化”的“增长”。

Acoss首席执行官Cassandra Goldie（图片来源：《卫报》）

《卫报》报道称，两年前新冠疫情爆发时联邦政府将失业补贴翻倍，一年前又将其减半，这种打击尤其大。

澳洲社会服务委员会（Acoss）首席执行官Cassandra Goldie谴责把失业补贴下调到疫情前水平的决定“可耻”。

“这是一起丑闻，是国际耻辱，尽管澳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却又成为经合组织失业金最低的国家之一。”

“我们了解到，依赖这些极低收入补贴的人将更难以养活家人和保住栖身之所。他们陷入债务中，因为他们无法支付能源账单，让汽车上路和满足电器或电脑的意外费用。”

“随着更多人难以支付不断上涨的租金，我们面临着一场无家可归和住房可负担性危机。”

Hay表示，她感觉当权者没有听到普通人的艰难。“我认为政府需要倾听那些在底层工作的人的心声，做所有让国家运转的必要事情。”

“我在一线努力帮助保证我们的城市、国家和人民安全，保证他们活着，但我们却没有得到认可，没有一个人得到了认可。他们就像在说，我们要惩罚你们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的感受。”

（实习：Boll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