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或大砍资本利得税优惠！专家：这类人恐将大规模逃离澳洲（组图）

预算之夜出台的改革方案可能比目前外界的猜测更为温和。政府或许会削减资本增值税（CGT）优惠，将变动限制在住房领域，对现有投资采取祖父条款，甚至干脆维持现状。一切还有待揭晓。

但如果50%的CGT优惠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通胀指数化（indexation），这将是整整一代人以来私人资本征税领域最重大的变革。澳洲科技行业的巨头们透露，他们对此深感忧虑。

少数成功的初创企业——如 Richard White 的 WiseTech Global ——必须补偿创始人及早期员工多年来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股权稀释以及职业风险。

对通胀收益征税是拙劣的政策，因此实行通胀指数化确有一定道理。但税制的好坏，应通过行为而非理论来评判。关键在于通胀指数化会对风险资本、创始人、员工和资本配置产生何种影响。

假设退休金（super）基金不在此次变动之列。如果个人CGT优惠消失，将长期积蓄转入养老金的动力就会变得更强。这或许是良好的退休政策，但绝非中性的税收政策。

正如《澳洲金融评论报》副财富主编 Michelle Bowes 在其近期文章中所指出的，对于那些试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企业的创始人来说，通胀指数化几乎毫无意义。

因为创始人的成本基数通常只是名义上的——两张以每股1澳元发行的普通股，即便根据通胀进行了调整，作为税务成本基数也不会因此变得更有价值。

不妨以一位创业者为例：他创建了一家仅有两股1澳元股票的公司，随后以10亿澳元将其出售。

在现行折扣政策下，假设适用最高边际税率，这笔收益的税款约为2.35亿澳元。而一旦折扣取消，通胀指数化对2澳元的成本基数几乎不起作用，税款将飙升至约4.7亿澳元。

这意味着政府将从征税者摇身一变，成为该国每一家新初创企业中接近五五开的经济合伙人——只不过政府不需要承担早期的商业风险，不需要支付工资，不需要筹集种子资金，也不需要熬过失败的产品发布。

初创企业不是普通的投资，大多数都会失败。少数成功的企业必须补偿创始人及早期员工多年来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股权稀释和职业风险。如果澳洲希望创始人留下来承担这种风险，税后回报就必须具备国际竞争力。

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员工持股计划。谭保（Turnbull）时代的创新改革建立在一个切实可行的主张之上：初创企业员工可以在早期低估值时获得期权或股票，而主要的增值部分随后作为资本增值被征税。

在有50%CGT折扣的情况下，这是合理的。但在通胀指数化背景下，这就不那么说得通了。

许多初创企业的期权行权价与低估值挂钩，通常以公司的净有形资产作为计算基础。当增值部分享受CGT折扣待遇时，低行权价是有价值的。

但如果几乎所有的增值部分最终都要被征收高达47%的税，其吸引力将大打折扣。这将破坏澳洲税收政策中少数刻意设计用于支持创新、且一直在默默蓬勃发展的领域。

过渡性规则将至关重要。完全适用祖父条款会推迟预算修复并保留现有的不公平；而不适用祖父条款，则会惩罚那些在旧规则下做出长期决策的纳税人。

经济主编 John Kehoe 在其文章中报道了一种混合方案——折扣适用于预算之夜之前积累的收益，此后则适用通胀指数化——看似是一种妥协。但这会激励部分创始人合伙人和投资者比原计划更早地出售资产，也无法避免初创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中优惠资本增值税待遇变动所带来的显著劣势。

对于连环创业者而言，这还可能影响一个更重要的决定：下一家公司是否还要在澳洲创办？

CGT优惠是澳洲税收系统中为数不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元素之一。当意大利、阿联酋和新加坡等国纷纷推出重大税收优惠以吸引人才时，取消CGT优惠无异于给创始人发出了“离开澳洲”的邀请函。

更广泛的资本配置效应同样不容低估。如果中短期资本增值的征税方式与收入基本相同，一些投资者将从增长型资产转向收益型资产：私人信贷、抵押贷款证券化和高风险房地产开发。在将资本推离生产性股权风险、转向类债务回报之前，税收系统应当审慎行事。

投资者还将寻找仍享有免税或优惠待遇的资产：主要居住房产、早期创新公司投资、早期风险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及离岸人寿债券。在结构上，预计会有更多人利用公司将第一层税率限制在25%或30%，尽管这会带来复杂性及后续的利润分配问题。

确实，对实际收益而非通胀征税有其合理之处，解决住房负担能力和代际不公平问题也势在必行。

但在全行业范围内废除CGT折扣，无疑是简单粗暴之举。如果政府想要改变规则，应当精准施策。否则，一场以公平为名推销的改革，最终可能对澳洲最需要支持的人群造成最大的伤害——那些真正持有利益份额的创始人、冒险者和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