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中国认知能力不足：现状堪称耻辱，只会损害社会（组图）

2023年3月，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发布了一份题为《澳大利亚的中国知识能力》的报告，警示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正在持续衰退。

“华盛顿共识”和我们传统媒体的叙事框架正在塑造并限制着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些框架煽动对亚洲的恐惧，激发“黄祸”意识。

包括本刊在内的多家媒体也对自21世纪初以来澳大利亚中小学及大学中文学习的下降趋势表示担忧。霍华德政府当年削减了原本用于支持小学和中学亚洲语言与研究项目的资金。我们怎能容忍对如此重要邻国的理解长期倒退，却不采取补救措施？

2025年9月22日，在教育部长杰森·克莱尔（Jason Clare）的推动下，澳大利亚众议院教育常设委员会启动了一项关于“通过教育体系及其他途径建设澳大利亚亚洲能力”的调查。这表明，连政府也已意识到，澳大利亚未来将严重缺乏所谓的“亚洲能力”，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能力”。而自2023年以来，这一趋势只会愈发恶化。

我真心希望这项调查能够取得积极成果，让更多学生真正理解并熟悉亚洲，尤其是中国。遗憾的是，我没有明确的答案或解决方案，但我有理由对前景保持怀疑。

首先，特朗普政府已明确削减了部分用于促进美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文化理解的资金。10月10日本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一项与大学达成的“协议”规定：若高校愿意在某些方面配合总统的政治议程，就能优先获得联邦资金。还有比这更令人震惊的吗？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不会永远执政，澳大利亚也不是美国，但他自认为有权干涉大学课程设置，这一做法令人毛骨悚然，也势必会影响中国相关的教学内容。我担心，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的某些后果可能将是长期甚至永久的。

AUKUS 澳英美防务协议理所当然地在《珍珠与刺激》（Pearls & Irritations）等媒体上受到广泛批评。它同样关系到亚洲研究，尤其是中国研究。因为AUKUS 的整体理念象征着澳大利亚依然选择依附于英国和美国，而不是面向亚洲。我们是一个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因此天然地倾向于英语文化。这种倾向几乎使我们本能地认为，转向亚洲——尤其是中国——是一件“勉强”的事。而AUKUS 协议事实上已将中国隐含地设定为潜在敌手。结果便是，我们既不真心想在学校学习中文，也不积极了解中国，甚至对其他亚洲语言的兴趣也在下降。难怪如今学习中文的学生大多是华裔。当然，华裔学习中文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至关重要的是，也应有相当比例的非华裔澳大利亚人学习中文。

如果有可能，我们应当废除AUKUS。希望美国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审查后会选择退出这项协议。虽然这不太可能，因为美国从中获益良多，而我们几乎一无所获。我们也应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AUKUS 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国家安全的讨论。阿尔巴尼斯总理有理由为自己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并改善双边关系感到自豪。但事实上，他在国家安全领域的许多举措仍暗示着中国是“敌人”或“威胁”。AUKUS 明显是针对中国的。我们的传统盟友——英国和美国——准备帮助澳大利亚，对付谁呢？答案显而易见：当然是中国。而“四方安全对话”（Quad）同样是在针对中国。

我们都知道，澳大利亚的大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功利化。虽然尚未沦落到美国那样的程度，但语言与文化研究正被边缘化。许多主流观点认为，这些课程“滋生左翼思维”，而且“性价比不高”。更何况，如今许多翻译工作都能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学习语言，尤其是像中文这样复杂的语言，又还有什么意义？

在我看来，一个文明社会应当努力理解其他文化。这正是我深感忧虑的原因。相关报告指出，攻读中文专业荣誉学位的学生数量正在持续下降。《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10月7日报道称，其外交与国防记者迈克尔·里德（Michael Read）警告：“每年毕业于带语言课程的中文荣誉学位的澳大利亚学生不足五人，这引发了对澳大利亚正在失去处理最复杂对外关系所需专业能力的担忧。”我完全同意他对这种能力流失的警示，但我还想补充——这也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素养。如果愿意深入了解中国的澳大利亚人如此之少，我们的未来无疑令人担忧。

当然，我们也有华人侨民。华人是澳大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人物也关心他们，因为他们拥有选票。在我看来，我们应真诚地珍视这部分侨民，把他们视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员，并善待他们——就像我们对待犹太人、穆斯林或其他群体那样。

然而，也有人可能认为，既然华人侨民了解中国，我们就无需再费心。这种想法极其有害。

我们也知道，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确实培养自己的外交官，但其培训内容并不专注于中国，而是面向多个国家。培训重点在于通用的外交能力，而非针对中国的专项外交。这意味着，如果通用外交能力被视为足以弥补对中国专门知识的不足，那么对中国的专项认知自然会被削弱。

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对中国认知能力的衰退不仅危险，而且可耻。改善现状的第一步，是退出AUKUS 以及任何暗示中国是澳大利亚敌人或威胁的安排。

同时，我们必须转变对其他文化的态度，从更全面的角度去理解它们——不仅涵盖经济等现代学科，还应包括语言、文化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