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年轻人拥房率暴跌至43%！预算案税改能否扭转危机？（组图）

不知从何时起，房子不再仅仅是避风的港湾，而沦为了创造财富的金融工具。

这种悄然发生、日积月累的转变，在过去数十年的政治进程中几乎未受质疑，如今却在澳洲的发展根基中，埋下了无法忽视的社会不平等。

澳洲人一向务实而勤勉，努力工作、提前规划，渴望为家人打拼出一番事业。然而，若连夜晚安身之所都无法保障，拼搏便失去了意义。

一个安稳的家，才是万事赖以建立的基石。这场正在席卷全澳的辩论，其核心无关税收设置、规划框架或投资结构，而是关乎我们究竟想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

过去半个月，澳洲住房政策领域可谓风起云涌。

政府的住房改革值得欢迎，但还不足以修复房地产市场。图片来源：Jandrie Lombard

上周，数百名致力于可负担住房事业的行业精英齐聚墨尔本，参加可负担住房开发与投资峰会。

开发商、社区住房提供商、养老基金、政策制定者及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如何为最需要的人群建造更多可负担的出租房屋。

与此同时，参议院代际住房不平等特别委员会也正密集听取专家、倡导者及普通民众的证词。

而另一项参议院调查，则针对艾博年政府提出的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听取意见——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法案本周已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这一系列事件在半个月内集中爆发并非巧合，它表明澳洲的住房体系已到了必须清算的十字路口。长久以来，政界第一次凝聚起解决这一积弊的真正意愿。

拉开不平等序幕的，正是现行的税收制度。艾博年政府痛下决心，改革资本利得税优惠和负扣税，这一决定不仅勇敢，而且完全正确。

那些极力抨击改革的人，无非是在捍卫早已失衡的利益格局，正是这些机制，造就了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住房体系之一。

（图片来源：网络）

数据显示，25至34岁年轻澳洲人的住房拥有率，已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近60%暴跌至如今的约43%。

讽刺的是，这一剧烈下滑恰恰发生在负扣税和资本利得税优惠被完全保留的时期，这些政策每年消耗着数十亿澳元的纳税人补贴。

这些制度并没有让工薪阶层的澳洲人居者有其屋，反而推高了既得利益者的资产价值，为普通人筑起了难以逾越的买房壁垒。

一些反对者辩称，税改会加重投资者和企业的负担。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此次改革的重点始终都在于“住房公平”，旨在减轻社区中最脆弱群体的生存负担。

令人揪心的是，年长女性已成为无家可归者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其人数在2022年至2025年间惊人地激增了20%。

同时，我们在改善原住民社区住房条件上依然建树寥寥。护士、教师、幼教工作者等维持城市运转的关键行业员工，正因房价飙升而被排挤出他们所服务的社区。

长期以来，我们谈论了太多砖瓦水泥、投资回报和房产增值，却唯独忽略了住在其中的人。而这些饱受高房价摧残的普通群体，在参议院的调查中却鲜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诚然，部分批评者担心税改会影响住房供应。对此，艾博年政府已作出针对性调整，保留了针对新建住房的全部税收优惠，以确保投资仍能流入真正需要的地方。

（图片来源：网络）

独立经济学家 Saul Eslake 本周向参议院作证时明确指出，这些改革总体上是一次显著改善。

对供应的担忧已在政策设计中被充分考虑，剩下的反对声，大体只是既得利益者为维护自身特权而进行的最后挣扎。

艾博年政府的改革切中要害，必须坚守立场。但仅靠税改还远远不够。理顺税收设置至关重要，但这本身并不会凭空建造出房屋。

联邦住房部长 Clare O'Neil 在可负担住房峰会上也直言，各级政府对住房问题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建造社会保障房和可负担住房做出长期且有意义的承诺。

通过这些预算措施筹集的数十亿澳元，是一个转折性契机。将这笔资金投向何处，其重要性不亚于改革本身。

如果能将这些新增收入明智地投入到社会保障房建设中，不仅能缩短漫长的等候名单，更能为那些被排斥在社区之外的关键行业员工提供安身之所。

根据我们的模型测算，如果能将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通过社区住房机构注入社会及可负担住房建设，到2030年可支持建造多达1.55万套新房，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4万套。每额外投入1亿澳元，就意味着能为300至400个无法立足于私营市场的困难家庭提供避风港。

联邦住房部长Clare O'Neil和澳洲联邦总理艾博年（Anthony Albanese）。图片来源：AAP

相反，如果这笔收入最终消失在政府的综合岁入中，而根本性的住房短缺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我们将错失一个改善社会公平的关键窗口。

目前，澳洲社会住房仅占总住房存量的4%左右。我们虽无法一蹴而就，但必须明确前进的方向——目标是在2050年将这一比例提升至至少6%，并朝着10%的长远目标迈进。

近期联邦与州政府的拨款已经扭转了社会住房长期下滑的趋势，这有力证明了政府与社区住房机构的合作成效。我们已经打下了坚实基础，但必须通过持续的政策干预来巩固。否则，近期的成果将化为乌有，我们留给下一代的，将是一个更加不平等的畸形体系。

在参议院听证会和行业峰会的现场，一个残酷的讽刺十分刺眼：那些最极力维护旧体制的人，往往是不需要承受其恶果的特权阶层。

对税改发出警告的游说团体，并非面临退休却居无定所的年长女性；批评可负担住房项目的人，也绝非那些因买不起房而每天通勤数小时的护士、教师、幼教工作者。

这又回到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社区？

我们是想成为一个住房决定人生机遇、家庭财富比努力奋斗更重要、安稳安居成为少数人特权的国家；还是想成为一个让每个澳洲人都能在安全、稳定的家中构筑生活的国家？

我们此前建立的住房体系，出色地服务了一部分澳洲人。但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低收入家庭以及没有家庭财富可依赖的人来说，这个体系正在无情地将他们抛弃。

艾博年政府的税制改革，是对这一现实的迟来承认。现在，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下一步。

如果我们真的想建立一个更公平的住房体系，那么改革所产生的收入就必须再投入到最需要这些住房的人群中。全国各地在社会住房等候名单上苦苦挣扎的普通民众，背负着这个破碎体系的重担已经太久了。澳洲完全有能力建设一个更公平的房产市场，问题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是否有决心迈出这一步。